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
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
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
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
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
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
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
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
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
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
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
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
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
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
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
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
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
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
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
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
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
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
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
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
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
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
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
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
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
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
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
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
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
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
（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
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
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
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
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
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
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
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
４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
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
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
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
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
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
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
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
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
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
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
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
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
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
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
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
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
“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
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
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
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
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
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
上睡觉的念头。


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
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
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
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
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
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８天后才开始上
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
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
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
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
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
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
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
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
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
遍。”


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
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
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
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
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
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
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
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
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
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
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
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
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
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
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
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
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
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
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
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
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
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
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
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
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
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
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
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
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
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
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
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
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
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
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
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
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
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
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
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
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
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
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
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
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
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
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
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
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
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
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
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
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
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
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
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
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
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
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
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
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
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
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
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
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
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
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
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
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
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
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
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
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
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
“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
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
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
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
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
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
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
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
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
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
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
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
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
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
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
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
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
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
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
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
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
“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
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
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
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
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
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
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
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
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
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
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
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
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
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
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
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
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
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
的餐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