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的飞龙·伊甸园和人的进化

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吕柱王志勇译四、伊甸园和人的进化就昆虫身体表面面积与体重对比而论，体重很轻。一个从高处跌落下来的甲虫能迅速地达到终点速度，这是因为空气阻力使它不能很快降落，因此甲虫着地后能很快地翻转身体跑开，没有什么不良感觉。对于小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松鼠，情况也是如此。小鼠从一千英尺的矿井掉下来，只要地面松软，可能跌得它头昏眼花，但不会跌伤。与此相比，入若是从几十英尺的高处摔下，就要致残甚至丧命，这是因为人的体重大大地超过我们身体表面面积的缘故。因此，我们的祖先在树上时就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从一树枝攀跃到另一树枝的动作中，如有任何失误都可能丧失生命。正因为这样，每一个攀跃都构成了进化的机会。强大的自然选择力每时每刻地都在起作用，促使机体向下列方向进化：完善、敏捷、精确的双目视力；多方面的操作技能；眼和手的密切配合以及自觉地掌握牛顿万有引力等，但每获得一种技能都需要脑，特别是新皮质进化有较大的飞跃。人的智慧应归功于在树上高居千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当人类离开森林来到无树的平原后，是否还向往那种栖息在森林顶部阳光普照的生活呢？是否还留恋那种在树枝上攀跃飞腾、令人陶醉、风度翩翩的动作呢？今天婴孩的惊跳反射是否是为了防范从树顶上跌落呢？我们夜间梦中飞腾，白天的飞行爱好，正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kovslkii）言行录中所例证的那样，是否是出于追忆栖息在高耸参天树梢上的岁月呢（注：现代火箭技术和空间探险工作要深深感谢 R·H·戈达德（Robert H.Goddard）博士。他经历了几十年的专心致志、孤立无援的研究，独自担负着基本上是所有现代火箭重要领域的发展工作。戈达德对此学科的兴趣起始于一个富有魅力的时刻。早在1899年秋，在新英格兰，大学二年级学生、十八岁的戈达德爬上了樱桃树。当他懒洋洋地向下张望附近的地面时，头脑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幻想：乘宇宙飞船到火星上去。他立志从事这一项科研工作。一年后，恰恰在他一生难忘的十月十九日，他又爬上树，决心再回忆一下那一美好时刻。直接促使实现历史性的星际航行这一伟大幻想，产生在树枝上，也许这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 其他哺乳动物，乃至其他非灵长目和非鲸目的哺乳动物都有新皮质。但在向人类方向发展的系统中，新皮质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大幅度进展的呢？即使附近不存在猿猴祖先，这个问题仍可回答。至少是可以探索的，因为我们可以考据猿人头骨化石。人、类人猿和猴的脑容积几乎占满了整个头骨，鱼脑则不然。这样，通过估量头骨的类型，我们便可以确定，什么算作我们直系祖先和旁系亲属的颅内体积，并能对它们的脑容量做出粗略的估测。谁是人的祖先？谁不是人的祖先？这一问题也是目前古生物学家们激烈争论的问题。几乎每一年都有人类头骨化石的卓越发现，所发现的化石年代比以往任何人所想的都要早。看来，在五百万年前左右，许多类人猿一样的动物，南方古猿非洲种：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译注），用双足行走，其脑容量大约是500立方厘米，比现代黑猩猩的脑大约多100立方厘米。鉴于此种证据，古生物学家已推断：“双足直立行走先于中枢功能上移（在发育过程中，大脑皮质取代低级中枢的功能称之为中枢功能上移—— 译注）。”这就是说，在大容积的脑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双足直立行走了。三百万年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双足动物，它们的头颅容积与较其早几百万年的东非南方古猿相比要大得多。英裔肯尼亚人、早期猿人的研究者利基（L·s·B·LeaKey）定名为“能人”（Homo habilis）的一具头骨的脑容量，大约是700立方厘米。我们手头上也有“ 能人”曾造过工具的考古学证据。达尔文首先提出，工具使用是解放双手产生双足直立行走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而行为上的重大改变伴随着脑容量等同变化的事实，证实不了一者是由另一者引起的。但是我们以前的论述使这样的偶然联系很可能显示出来。

表4 近代祖先和旁系亲属

种	最早标本	颅内容量	身高和体重	体重／脑重比率	说明
说明南方古猿粗壮种（包括旁人和东非人）	350万年	500～550立方厘米	1.5米 40～60公斤	大约90	强有力的咀嚼器官：箭头嵴：可能是严格的素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没有前额；灌木丛栖息，同工具没有关系。
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称南方古猿纤细型）	600万年	430～600立方厘米	1～1．25米 20～30公斤	大约50	强健的犬齿和门齿：可能是杂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前额极小，灌丛地带居住：石器和骨器。
能人	370万年	500～800立方厘米	1.2～1.4米　 30～50公斤	大约60	突出的前额，肯定是杂食，有完善的二足，居住在无树平原上;大概会建造房屋。
直立人（猿人）	150万年	750～1250立方厘米	1.4～1.8米　 40～80公斤	大约6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各种各样的居住地，各式各样的石器，发现用火。
智人（包括现代人）	20万年	1100～2200立方厘米	1.4～2米 40～100公斤	大约4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居住在全球，使用石器、金属工具、电子设备，核仪器。

　表4是1976年度对我们最近的祖先和旁系亲属化石证据的总结概括。南方古猿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种都不是人属，更不属于人类了，它们甚至还不是完善的双足动物。其脑容量也仅是我们现代成人平均脑容量的三分之一。假如我们在地下铁路偶尔遇到南方古猿，我们会因其几乎没有前额而惊恐万状的。它的前额确实是最低的。两种南方古猿有着显著的差别。南方古猿粗壮种（A·robustus）高个儿，笨头笨脑，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能咬碎核桃的牙齿。它在进化上是相当稳定的。就其颅内容量来看，相差几百万年以上的诸标本之间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异，南方古猿非洲种（the gracile Australopithecine）从其牙齿判断可能是肉类和植物的杂食者。它们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正如其种名所说的那样，身材纤细、敏捷灵活。同它们的远亲粗壮种相比，显得进化更高些，其颅内容量变化也较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南方古猿的活动场所都与条理分明有组织的劳动有关：它们用石头、兽骨、兽角、兽牙制做工具，苦心地切、断、擦、磨造成刮削器、砍砸器、切割器。还没发现南方古猿粗壮种与工具有什么联系。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脑重／体重的比率几乎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两倍。这使人很自然推想出是脑重还是体重同使用或不使用工具有关。看来就在南方古猿粗壮种出现的同一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新动物，真正的早期猿人——能人。它的脑重和体重的比率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都大，大约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近。能人出现在因气候原因森林正在缩减的时代。能人居住在广阔无际的非洲无树平原上，一个充满多种多样的掠夺者和被捕食动物竞争的环境里。就在这些平原上，特别是那些杂草丛生的低洼地区，几乎在同一时代中，又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和现代马。根据化石资料的完整记载，在六千万年前，发生了有蹄动物的连续进化，最后达到进化的顶点——现代马。始新马是大约五千万年前“开始出现的马”，略与英国的大牧羊犬大小相等。它的脑容量大约为25立方厘米，其脑重与体重的比率大约相当于同代哺乳动物的一半。从那时起，随着新皮质特别是额叶的大大进展，马在脑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量上都经历了显著的演化，这种进化必定要伴随着马科动物智力上较大范围的发展。我不知道马和人智力上的平行进展是否都有着共同的原因。例如马是否腿脚飞快、感觉敏锐、有足够聪明智力巧妙地躲避那些既猎食灵长目动物也捕食马科动物的掠夺者。能人具有高高的前额，这表明额叶、颞叶的新皮质区以及大脑中的区域都有了较大范围的进展，也似乎说明它与语言的功能有联系，这在后面章节里还要讲到。如果我们在某些现代化城市林荫大道上遇到穿着最时髦装束的能人，也许我们仅仅因其身材矮小才扫上它一眼。另外，现存的各种圆形石头结构物证据表明，远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以前，在人正式居住在洞穴以前，大概能人就会建造房屋了，可能是用木头、树皮、草和石头进行户外建筑。既然能人和南方古猿粗壮种是同代的，所以不可能一者是另一者的祖先。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算是与能人同时代，只是比能人出现的还早些。很可能（但不是很准确）富有进化远景的能人和进化上绝灭的南方古猿粗壮种，都起源干早在他们之前就生存的南方古猿非洲种。颅内容量达到现代人的最早猿人是直立人。众所周知，多年来直立人的主要标本都是中国的，并认为这些直立人可能生活在50万年前。肯尼亚自然博物馆利基（Richard Leakey）于1976年鉴定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这是在150万年的地理岩层中发现的。既然中国的直立人标本显然同营火遗迹有关，那么很可能我们祖先学会用火是在150万年前。这就使普罗米修斯所在的年代比我们许多人想的都要古远了。大概有关工具考古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这些资料稍微一露头，接着就是大量出现。看来好象一个富有灵感的南方古猿非洲种首次发现工具的使用，并将工具制造技术直接教给它的亲友。如果南方猿人没有教育机构，那就无法解释石器断续出现的原因。这可能有某种石工行会把工具使用和制造的精确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知识就能使软弱和几乎无防御能力的灵长目动物最终统治了整个世界。现在还不清楚是人类独立发明了工具，还是从南方古猿那儿学来的。从表4可见，体重与脑重比率大小不一。但南方古猿非洲种、能人、直立人和现代人大体相同。因此，在近几百万年我们所获得的进化不可能用脑重与体重比率来解释。但完全可用脑的总重量的增大，进化了的新功能特化，脑内部构造的复杂性，尤其是可用体外知识来进行解释说明。 L.S.B.利基强调指出，几百万年前的化石资料全是有关多种人形动物的骨骼。饶有凤趣的是发现不少头骨都有孔或骨折，这些损伤可能是由豹和鬛狗造成的。但利基和南非解剖学家达特（Raymond Dart）认为，其中不少的损伤是我们祖先造成的。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在人和多种人形动物之间几乎肯定有着激烈的竞争。其中只有使用工具的那一种人形动物方能幸存，并直接进化成我们现代人类。残杀在竞争中起何种作用至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南方古猿非洲种是直立行走，快速，敏捷，身高3.5英尺，确是一种“矮人”。我有时很想知道，人类传说中土地神、巨人、矮人的神话是否就是那个时代创始的或遗留下来的文化产物和对人类开化的回忆。在人的头颅体积迅速增大时，人的解剖结构上也伴随着惊人的变化。正如英国牛津大学解剖学家克拉克爵士（SirWilfred Le Gros Clark）观察到的那样，人的骨盆也有较大的变形，这也可能是一种允许生下最新型大脑袋婴儿的适应作用。目前看来要在不明显减弱女人自如地行走能力的情况下，使女人产道区的骨盆再进一步发生实质性增大是不可能的了。（出生时，女孩就比男孩有了比较大的骨盆和骨盆下口；在青春期女性骨盆的体积再次发生增大）这两项进化事件同时出现，恰恰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具有遗传的大骨盆的妇女就能生出大脑袋的婴儿，这样的婴儿在成年时就会有较高的智力并可能在与小骨盆的母性生产的小脑袋产儿竞争中获胜。在更新世时使用石斧的人会有更大的可能产生出各种生气勃勃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能成功地猎取其他动物。石斧的发明和连续制造需要更大的脑容量。据我所知，在地球上一百万种动物之中，唯有人在分娩时普遍产生阵痛。这可能是头颅容积新近出现的连续增长的后果。现代男人和女人的头颅容积是能人的两倍，因为最近人的颅骨进化是如此惊人之快，所以分娩时要发生阵疼。美国解剖学家赫里克（C.Judson Herrick）对新皮质的进展作了如下描述：“ 在动物整个发展史中新皮质近来的极为迅速增长是比较解剖学上最显著的进化转变事例之一。婴儿出生时头骨不完全闭合，这可能是现代人脑进化适应还不完善的表现”。智力进化和分娩阵痛的夭系出人意料地写进了圣经的《创世纪》篇中。上帝在惩罚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时对夏娃（注：上帝对蛇的裁决是：“从今以后，你就用腹部爬行。”这意味着以前的爬虫动物是以交替运动方式行进的，确实蛇就是从类似巨晰的四脚爬虫动物祖先进化来的。这一点是准确可靠的，许多蛇现仍保留着它们四肢祖先解剖结构上的遗迹。）说：“我叫你在分娩时疼痛。”(《创世纪》3：16）有趣的是夏娃并没得到上帝禁戒的任何知识，尤其是辨别善恶的知识，即抽象的伦理的判断力。这种知识如果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在新皮质中。甚至远在编造伊甸园故事时，作为具有上帝一样权力的和身负重任令人敬畏的圣人就看到了认识技能的进展，这个圣人被派往人间。上帝说：“看呐！这个人将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他能识辨善恶好坏。那么，好！让他伸出他的手，摘下生命树之果，吃吧，永生吧！”（《创世纪）》3:22 ）上帝又派带着火剑的天使驻守在伊甸园的东方以防范人的贪心（注：有很多天使：这里指的是九级天使中第二级司知识的无使。圣经中《创世纪》3:24详细说明了火剑。推测起来火剑在当时是很少的。祖先也杀害了不少人形动物。）。大约在三百万或四百万年前，在这传说中的黄金时代里，人类完全同兽类、植物交织在一起。那时在我们祖先看来，天上的伊甸园或许同人间没有什么两样。自从亚当被驱出伊甸园后，按圣经记载，人类被判处死罪，服苦役，并用穿衣和拘谨来作为性冲动的防范措施。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地位，植物的驯化（亚当的长子盖隐发明的），动物的驯养（亚当的次于艾贝尔发明的），以及凶杀的出现（盖隐杀害艾贝尔），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完美地同历史和考古的资料相吻合。在伊甸园的隐喻中，在亚当降世人间之前，是不存在任何凶杀史料记载的。但继续向猿方向进化的二足动物头骨骨折的证据，说明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凶杀的。所以即使在伊甸园里我们文明是从杀人犯盖隐而不是艾贝尔发展而来的。文明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城市”一词。那是个悠闲的时代。城市国家的部落社会组织和劳动专门化使艺术和技术有可能出现，而艺术和技术又被看作是文明的标志。按《创世纪》记载，第一座城市是由盖隐创建的，盖隐又是农业—— 这种需有固定住所的技术的发明者。他的子孙拉麦克的儿子们又发明了铜铁手艺，乐器制造，冶炼术和音乐，即技术和艺术，这全是盖隐的特长。但盖隐在杀人的恶性上也毫不逊色。我们远在那时就知道了凶杀和文明的关系。拉麦克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一个青年人，因为他伤害了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如果盖隐七倍报复于我，老实说，我拉麦克要七十六倍进行反击。” 伴随着前额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知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葬礼中包括同死者一起埋葬的食物和人工制品，至少可追溯到尼安德特人（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译注）远亲时代。这使人联想到不仅普遍知道死亡，而且也发展了供奉死者的仪式。这并不意味着在亚当被驱出伊甸园之前，在新皮质的惊人增长之前，死亡不存在。这只能说直到那时还没有注意到死亡将是命中注定的事。亚当被驱出伊甸园，降世人间，似乎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某些主要生物事件的恰如其分的隐喻。这也可说明这一隐喻的通俗性（注：在西方，当然还有许多关于异种文明世界人关起源重要的喻义深奥的神话传说。）。值得注意的不是要求我们去相信远古历史事件的生物学记录，对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敢于冒险提出问题。当然这种生物学记录的唯一存贮库就是遗传编码。在二千五百万年前的始新纪，栖息在树上的和地面上寓所的灵长目动物都有很大增殖，并且最终向人的方向进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灵长目动物，如狐猴类（Prosimian）也称作拟猴类（Tetonius）（英译名又叫半猿，在东半球的热带里生活，尾形似狐，口形象狐一样突出——译注），它们的颅内型中，有着微小的结块。后来额叶就是在这儿进化发生的。一种模糊不清的人头骨最早的化石标本可追溯到1800万年前的中世纪，我们称之原康修尔猿（Proconsul）或叫森林古猿（Dryopithecus)的类人猿出现在这个世纪。原康修尔猿是一种四足动物，栖息在树上，大概是现代大猩猩的祖先，也很可能是智人的祖先，也许象我们推测的那样是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大体和它同代的拉玛猿被某些人类学者认为是人的祖先）。原康修尔猿的颅内模显示了可辨认出的额叶，但其新皮质的脑回却远没有象类人猿和现代人那样发达。它的颅内体积较小。颅内体积在进化上的最大飞跃还是发生在最近的几百万年。做了前额叶切开术的患者被说成是丧失了“自我连续感觉”。患者说他只有一点点控制自己生命和环境的能力，他是个单一的独立存在的个体。很可能缺乏额叶扩延的低等哺乳动物和爬虫动物也缺少这种感觉——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客观实际或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所特有的。原康修尔猿首先具有这种模糊感受。我们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那些生理学上特性的进化多半是能继续下去的，几乎是原原本本地进行。我们控制奔跑、交往和操作的遗传性素质越好，就越能发展有效的工具和改进狩猎战略；我们的工具和狩猎战略越适用，我们特有的遗传性才越能使人类幸免于绝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他说：“作为人类所想到的许多东西，是在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很久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认为人类结构上许多进化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要比片面认为人体结构上某些弱点是由于人类文化发展迟缓而造成的观点准确得多。” 研究人进化的某些学者认为，保持脑大幅度进化飞跃的自然选择的功能首先是位于运动皮质内，而不在负责感性认识过程的新皮质区。这些学者强调了人准确发射火箭的伟大才能，强调了优美的裸体动作的能力［这正是利基（LouisLeakey）所欣赏和喜爱的直观表演]；强调了人比游戏动物跑得还快，并能使游戏动物固定不动的卓越技能。象棒球、足球、摔胶、田竞赛、国际象棋、国防体育这样运动（还有强力的跟踪活动）的感染力，可能认为是靠我们头脑里先天就有的狩猎术的力量。这种狩猎术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上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但在今天它的实际作用却有所减低。抵御掠夺者的有效自卫和狩猎游戏，两者必定都是协调的冒险活动。在人进化的环境中，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的非洲，栖居着各种可怕的哺乳类肉食动物。其中最使人毛骨悚然的还是一群群鬛狗。防御这样一群猛兽非常困难。所以要潜进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成群的大动物都有很大危险性。可见，猎人中打手势交流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知道，如在更新世，人刚进入北美不久，通过白令海峡，时常用驱赶动物越崖的办法屠杀大量的大动物。为了潜进单个野兽或者恫吓一群羚羊使其惊逃奔窜，至少得共用一套最低限度的象征语言。远在亚当降世乃至夏娃创世之前，亚当的首次行动就是语言行为，这就是他为伊甸园的动物命名。手势象征语言的某些形式，自然要比灵长目动物起源还早。形成支配等级的犬属和其他哺乳动物通过避开目光和低头表示恭顺。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象猕猴这样灵长目动物的恭顺礼仪。人的鞠躬、点头、屈膝礼等问候方式可能也有着相似的起源。许多动物以舔咬表示友谊，好似说：“我能咬你，但我不愿意那么干。”人们举右手打招呼也具有相同的含义：“我可以用武器进攻你，但我不愿挥动武器。”（注：举右手打招呼时常被看成是好意的一般标志。这种示意动作各处都用，从古罗马禁卫军到苏人的童子军皆是这样。既然在人类历史上挥动武器都是雄性特征，那么问候也应是雄性特有的。正因为上述原因，就在人类离开太阳系的第一个人造船——拓荒者10号宇宙飞船的饰板上，也有男女人的裸体画，男的挥动着右手，手掌朝外，以示敬意。在我的《宇宙关系》一书中。我把饰板上的人物画看作是信息中的最不清楚的部分。然而，我想知道与我们构形完全不同的宇宙人能否推想出来这种手势含意。）手势语在人类狩猎和交往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普兰斯印第安人使用烟火信号。根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人在特洛伊城取得了大捷，胜利消息从伊利乌姆（Jlium）传到希腊。在这几百英里的距离中都是使用烟火信号，这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事了。这种思想的全部技能以及用手势或信号语言来交流想法的速度是有限的。达尔文指出，当我们占着手时，或夜间观察手势受阻时，手势语言一般不能使用。从而我们可以设想手势语会逐步地被口头语补充和代替。这种口语原来可能是象声词（即模拟物体的声音或模仿被描述的动作），如儿童称狗叫“呃、呃”。几乎所有人类语言中，“妈妈”这个儿童语似乎是在喂奶时无意中发出声音的模拟。若没有大脑的调整，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我们从原始人的骨骼遗迹中得知，我们的祖先是猎手。我们已掌握了关于猎取大动物的资料，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某些语言对配合协同狩猎潜进动作是完全必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霍洛韦（Ralph L.Holloway），对化石内模的详细研究为古代语言概念提供了不少出乎意料的证据。霍洛韦的头骨化石内模是由乳胶制成的。他试图从头骨的形状对脑的精细形态作出某些推断。这是一种颅相学，但这完全基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研究。霍洛韦认为，称作布罗卡氏区（即旁嗅区——译注）的一个脑区是语言所需的几个中枢之一，这在脑化石内模里可以检测出来。同样他也在二百多万年前的能人化石中发现了布罗卡氏区的证据、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发展大致是齐头并进的。顺便说几句，在几万年前生活着一种人形生物——尼安德特人和克鲁马努人。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大约是1500立方厘米。许多人类学家猜测，我们不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来的，也不是从克鲁马努人转变来的。但他们的存在向人们提出如下问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本领？克鲁马努人身材也很高大，某些标本要远远高过六英尺。它比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少 100立方厘米，但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见它们并不比我们和我们的直接祖先聪明，也许它们还有其他至今我们还不了解的身体上的障碍。尼安德特人前额低，其头颅前后狭长，而我们的头脑上下窄长。当然我们现代人是前额高大。那么是否尼安德特人脑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枕叶和顶叶上，而我们祖先脑的较大范围的增长发生在颞叶和额叶上呢？有可能尼安德特人发展了区别于我们的一种智力，而我们占优势的语言和预测能力，使我今冬完全摧毁体力强健、智力地位与我们等同的人。据我们所知，几千万年前，至少是在九百万年前，地球上没有出现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出现年限仅是地球年代的千分之几，是在十二月宇宙月历的最后一天。为什么人的智力出现这么晚？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高级灵长目动物和鲸目动物脑的独特性能在全新世以前尚没有进展的缘故。那么这种性能是什么呢？我至少可以提出四种可能性。这在前面或直截了当、或含蓄暗示地都提过。（1）脑容量从来没有这么大；（2）脑重与体重之比率从来没有这么高；（3）以前的脑从未有过一定的功能单位（例如较大的额叶和颞叶）；（4）以前的脑从未有这么多的神经联系，即突触（这似乎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人脑的进展，每个神经元同周围的神经元的联系数量以及微型电路数可能都有所增加）。（1）、（2）、（3）种解释都证明了由量变到质变。我的看法，目前在四个可采纳的方案中似乎不能作出一个果断的选择。我怀疑是否大部分或所有可能性都是正确的。英国的人类进化学者基思爵士（Sir Arthur Keith）提出了人脑进化的界线。他认为当直立人脑量达750立方厘米，约等于快速摩托车发动机气缸排量，此时人脑的独特性开始出现。当然，这条界线与其说是数量上的，不如说是质量上的分界线。大概增多了200立方厘米脑容量上的差异，与负责分析、预料和焦虑的额叶颞叶的某些特殊发展相比，就无足轻重了。当我们争论这条界线相当于什么时，弄清某种界线概念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假如这条界线是在750立方厘米附近，那么当100或200立方厘米数量级差（至少对我们来说）好象不是什么令人信服决定智力的因素时，在人的普通常识中，类人猿可否说是有智力的呢？典型的黑猩猩脑容量是400立方厘米，低地大猩猩脑容量为500立方厘米，这就是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非洲种脑容量的范围。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在人类被驱出伊甸园后的苦难历程表中又增添了一项，我们同动物交往能力的丧失。黑猩猩脑很大，它们又具有相当发达的新皮质，它们也有漫长的童年时代和可塑性的延续期，那么黑猩猩是否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呢？假如它们很聪明，它们为什么不交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