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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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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学术科学家、产业科学家与政府科学家 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发展概念体系、培训其他人来发展概念体系，以及将概念体系用于实现各种社会目标。……大学主要执行前两种功能，即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和培训科学家来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工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常主要执行第三种功能，应用由大学发展的概念体系；但是它们也曾独立发展一些概念体系，并且它们的培训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三种社会组织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由于它们所执行的这三种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功能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所重叠的。 ——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 整个科学共同体就是由各个科研机构里的科学家组成的。在不同科研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也有不同的特征。简单地，我们可以把在高校工作、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称为学术型科学家，在企业里工作、从事应用与开发研究的科学家称为产业型科学家。而在政府科研机构工作的科学家比较复杂，可能兼具学术型科学家和产业型科学家的某些特征。本章将对这3类科学家的不同特性进行简单的分析。 对学术科学家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又十分重要的问题。科学家的思想素质、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决定了科学家的工作业绩的大小，而工作业绩的则具体体现在承担课题（承担或者参与各类基金项目、委托项目的数量以及完成情况）、科研成果（作为负责人或者完成人取得的专利成果）、专著与论文（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出版学术专著的数量）、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学科建设（领导学术群体、对实验室建设的贡献）以及导师作用（培养了高水平的博士）等情况。不同的科研组织对业绩的评价由不同的标准和指标，例如从事产业研究的科学家追求的是可以应用到产业领域的科研成果、专利的数量；在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主要进行对策研究，其籍效体现为是否达到了委托的课题的政府部门的满意程度。而在大学里的学术科学家进行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无论是工作过程、结果和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籍效主要表现为学术论文和专著。 关于科学家们的发表论文与承认之间的关系，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加斯顿在《科学界的社会运行—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中，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科尔兄弟根据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把理论物理学家分成了四类：发表了多篇富有成效的论文的人是多产物理学家，发表数量少而几乎无人引用的人是沉默者，发表了相对大量的没有什么影响的论文的人是批量生产者，那些发表论文相对较少而对该领域产生相当大影响的人是至善主义者。加斯顿根据产出率与承认的关系也把物理学家分成了四类：竞争者（他们对科学共同体做出过贡献并为此获得了奖励）、旁观者（贡献甚微得到的承认也低）、成功者（发表论文不多但得到了高度的承认）和失败者（对科学共同体奉献甚多但未获得很多承认）。但是在科技管理者那里，论文质量难于评定，论文数量是最好把握的量化指标，因此也常常成为衡量一个科学家成绩的核心指标。 一般地，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越多，发表这些论文的学术刊物影响力越大（世界上最具声望的杂志可能是《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其他的重要刊物是那些被SCI[1]收录的核心学术刊物），通过同行评议这些论文的质量越高（主要表现为被别的科学家引用：一篇论文被引用得越多，表明它的价值越大），科学家得到的声誉也就越大，这种制度可以概括为“发表或者毁灭”制度。 科学家成功地发表了学术论文，就取得了在学术界立足的资本。除了被雇佣，科学家还可以因为论文成功得到有形和无形的奖励。一个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励可能是获得诺贝尔奖，伴随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它组成了一个科学家职业生涯的顶峰。除了奖金之外，科学家还会受到各种奖励，它们包括提升、荣誉学位、进入各个国家的科学院等。在现代学术界里，科学家要么生产科学论文并发表，要么就从这个系统中最终消失。在很多大学里，一个年轻的老师只会教学不会研究他就可能走人，而他只会研究不会教学则可能留下，可见研究和发表对于学院研究者的重要性。 很明显，发表论文对科学家是重要的，但完成论文的发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花掉多年时间进行做研究的训练，然后科学家要经过数月的时间进行一个特别专业问题的研究。有些实验进行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有的实验则可能包含数以百计的观察结果的痛苦收集过程。训练结束和数月的辛苦，科学家才有可能收集到价值的结果。于是自然地，科学家把这些研究结果写成科研论文并寄给合适的专业杂志发表。这些论文能否发表不直接取决于刊物编辑，而是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否，即论文要通过这个领域权威专家的评审，即进行同行评议，专家给出论文直接发表、修改后发表或者退稿的建议。 2）过分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对学术科学家的影响。 现代学术界过分强调研究论文会产生某些问题。例如，学术型科学家会忽视教学职责并感到发表论文的压力。他们可能不情愿从事那些不能帮助发表论文的针对学生的教学活动。另一个压力是很多科学家得到研究的资助经费。科学是个花钱的事业，科学家会不停地寻找经费来源。他们不仅需要科学设备，也需要有技巧的研究助手，还需要一些实验材料，计算机系统等等。因此科学家把相当部分的时间花在争取研究经费上了。 “发表或者毁灭”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促使科学家尽可能快地生产论文并发表它。设想两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团队，都在努力解决一个专业问题，他们知道谁先解决问题谁就可能得到国际承认甚至获得诺贝尔奖，而落后者只能是对前者结果的证实，自然地产生了第一个解决问题的巨大压力和动力。科学上有很多纪录在案的事例。最著名的可能要算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剑桥大学的克里克和沃生试图揭开DNA结构之谜，他们受到了来自同样在力图解决此问题的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富兰克林和美国著名科学家鲍林的驱使。 “发表或者毁灭”的第二个后果是科学阶层的形成。普赖斯指出，大约有一半的论文是有1/10的科学家发表的。最著名的科学家聚集在最著名的大学，在那儿做出最伟大的发现。自我强化机制在这里起作用，屈指可数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做出了科学上最了不起的成绩。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的从下而上的分层等级可能是讲师（助理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国家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尽快往上爬是科学家的从事科研的动机之一。 “发表或者毁灭”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很多科学家发现通过正式出版渠道—杂志的论文不能跟上他们工作的节奏。一篇论文要花上1年时间被审阅和发表，其他科学家看到时已经过时了。他们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非正式的交流系统。通过会议或者简报甚至大众媒体，不停地访问和流动，科学家之间才能保持最快的联系。目前，电子资源的应用可以加快交流，但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子刊物上发表文章与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尚不具备有同等的地位。 “发表或者毁灭”的第四个后果是发表的压力会导致科研越轨行为的产生。越轨的主要形式有伪造、作假、剽窃等。当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决定科学家的一切时（项目的申请、职位的升迁、同行的认可），就要求科学家多发表论文，致使科学家心理压力普遍较大，只能采取一系列手段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如化整为零、多方书名，甚至伪造、剽窃。现代科学活动鼓励科学家对优先权、发明权的竞争，有时这种竞争被上升到组织行为甚至国家行为，因此会导致科学家为了抢时间把很多不成熟的实验结果发表。 “发表或者毁灭”的最可怕的后果是可能窒息科学家的创造力。为了应付发表，很多科学家不得不选择那些比较容易的课题，匆匆忙忙得出结论，而化时间认真研究的科学家的比例可能会减少。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科学家，要么是抑止自己从事高风险新研究的愿望，去做一些较为容易的工作，要么就是离开科学界，而那些接受了挑战的科学家们则发现自己在赞助指引下的科学研究已不堪重荷。如果缺少了那些致力于献身科学、富有想象力、乐于挑战新发现的年轻科学家们，未来的科学事业不可能硕果累累。 所有企业进行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的经济状况，其形式表现为更好的产品或者更便宜的工艺流程。所以，产业科研具有的是应用或者发展的属性，而不是单纯为了探索知识的缘故。产业科学不希望技术扩散，通常要和雇员签订保密协议以防止知识外泄。产业保密是产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特征。与急着发表论文不同，企业是急着申请专利，建立知识产权。在一些变动较快的技术，企业甚至避免整体技术泄漏而是拆散成多个部分来申请专利，因为专利必须描写过程的细节，企业想方设法不让竞争对手学习到诀窍。 那么，为什么企业这种阻止产业科学扩散的行为并没有造成阻碍科学进步的严重后果呢？回答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比如，产业技术存在技术守门人，他们是科研组织里的资深科学家，对追踪前沿和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有强烈的兴趣，并把这些知识传递给组织内的其他科研人员；科研人员的流动是知识传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有不断促使企业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等；当一种新产品面世后，众多的模仿者把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了。 产业组织通常不是在大学中建立的，它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教育责任。而学术科学家则负有教育的义务，要充当课程老师和研究指导老师的角色，通常是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论文。 典型的高校研究组织是一个准独立的研究部分。大学就像一把组织大伞，伞下有很多学院或者系，在往下往往是由一个教授、实验助手和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室或者课题小组，这个课题小组具有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可以把这个研究室称为是准独立的组织机构。而工业研究室则不同，它往往只是更高一级的非科学组织的一个下属部门，由个人组成的科学家队伍，不论水平和资历有多高，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倾向去选择研究课题，而只能为高一级组织的目标服务。他们的直接责任是发明新产品、研究新工艺、完成新的测量，而不只是得到知识。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控制在雇用他们的组织之下。而一些大的工业研究组织如贝尔实验室、IBM的实验室则兼具大学学术研究和工业研究两者的特点，一些老资格的科学家有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即使如此，产业科学家的奋斗目标也不是要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自己的声誉，而是与组织一起实现组织对商业化利润的追求。 学术科学家也相对自由得多。他们可以随意地上班和下班，以个人资格参加科学会议，以自己的名义向学术杂志投递论文。而工业领域的科学家则相对规范的多，他们与生产管理人员、销售人员、行政人员没有本质的不同。 下表概括了产业科学家与学术科学家的几点区别。
不过，正如卡皮查所言，“在许多大科学家的活动中，人们很难彻底清楚，他到底何时是在从事应用研究，何时又在从事基础研究。比如，大科学家兰米尔（I.Langmuir）一生都在工业企业里工作，并解决了一系列电灯泡制造工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但是众所周知，正是在上述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中，他完成了电子学和真空方面的一系列基础研究。”[2] 既然产业科学家与学术科学家相比，有那么多不自由、受限制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愿意呆在企业里呢？我们可以把产业科学家分成3类。产业科学家里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的，具有发表论文的强烈愿望，他们可以称为“公开型科学家”；也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乐于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感到有发表的需要，他们的满意是个人的，因此可以称为“私人型科学家”；还有人仅仅是为了工作，他们的行为依赖于他们的工作的机构的行为，可以称为“组织型科学家”。对他们来说，科学是一个相对愉快而且报酬较高的职业。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他们就去做。最终，公开型科学家大多去了大学（例如，贝尔实验室里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位科学家），而私人型科学家则留继续在了企业，组织型科学家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流动。产业对科学家的吸引还在于不用花时间自己去寻找科研经费，通常获得的报酬也比学术科学家高，而且在一些新兴企业里还有可能在将来以股票等形式获得高额回报。还有一部分科学家从学术型科学家变成产业科学家然后在变成企业家，自己创办风险企业。 1)公共产品。根据经济学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向居民户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称，包括的范围很广，诸如国防、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等。此外，由政府提供经费而实现的教育服务、科学技术服务、卫生保健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也是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特征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和提供目的的非营利性。政府提供的服务是由全体居民享用的，一个人消费该种公共产品并不排除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甚至也不减少其他人对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国防、治安、司法等服务的无排他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对私人产品的生产是有效的，却不适应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它不能使公共物品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组织生产和供应，政府通过征税获得收入，然后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 2）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经济活动中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与失衡等的问题，政府通过其资源配置的只能对此进行必要的干预。首先、市场机制不适应于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外部效应有正负两个方面，社会为了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应该鼓励那些能够带来正外部效应的生产活动，限制那些带来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但靠市场机制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第三、现代市场经济是包含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在内的复合体，是不完全竞争。政府通常采取替代市场来组织公共事业的生产来防止或通过价格管制的办法来纠正自然垄断，制定反托拉斯法对市场垄断加以限制。第四、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社会必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却不能解决公平问题。政府可以普遍采用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第五，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宏观的经济波动与失衡。因为市场机制注重的眼前利益和个体的微观利益，市场的调节作用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的特点，容易导致宏观总量失衡、长期发展受阻。国家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 3）政府失灵。即使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也不能完全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包括政府公共决策的失误、决策成本的增加、官僚机构的低效率等。制定公共决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存在着多种障碍和制约因素，使得政府难以真正做到正确合理。同时，公共决策是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难以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政府有不断扩张的倾向，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逐年扩大，增加了决策成本。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应，一方面因缺乏竞争、没有追求利润的动机，会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可能用公共产品交换私人产品从而获取个人利润，产生腐败。总之，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同样会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和政府开支的增长等一系列弊端。 政府失灵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功能必须由除政府、营利的机构个人或者企业之外的第三者（通常是非营利机构，大学是典型的非营利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科学研究归于市场失灵或者公共产品？科学研究中一些科研活动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个国家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提供的服务都认为是公共产品，则这些科研机构可视为政府或者非营利机构，如果把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服务认为是私人产品，则这些科研机构就是营利的企业。 因此，政府所做的大多数科学研究是介于学术型科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型科学家所做的应用研究的那种中间性研究工作。几乎所有的政府科学都有最终的使用目的，但它一般不像产业科学那样目标是事先预定的、近期能够实现的、有明确的成果界定标准的，也不像高校或者某些非营利研究机构那样自由地探索人和自然现象而不考虑其经济应用前景，而是涉及到在广泛的国家利益中从事具有基础性质的长期性研究。说到底，政府科学家进行的是一种对策研究，为政府行为提供解决国内外问题的各种技术手段。 政治家应用科学以追求他的政治目标。一个重要的用途是用于军事。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产业科学变得重要。在欧洲，19世纪是个相对和平的世纪。而20世纪则不大相同，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同的科学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伟大的化学家哈伯是一个激进的爱国者，战争开始后把自己的实验室交给政府控制。哈伯发明了固氮法，避免了德国过早地崩溃。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他开拓了毒气的使用。如果德国军队充分利用了哈伯的发明，也许德国赢得了战争。第二次大战中很多科学家都卷入了战争。科学家促使美国政府加紧制造了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的两座城市。 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在很多程度卷入战争，大约一半的科学家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战争有关。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对峙和竞争把世界引入冷战。军事竞赛的结果是两国的核武器足以把世界毁灭数次。除了核武器之外，还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也有类似的功能。 冷战结束后，苏联大批的科学家失业。美国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同样很多的科学家发现自己没有了科研经费。虽然企业也可以生产军事产品卖给政府，但是这与政府资助军事科学直接获取成果是有区别的。 政府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需要对政治特别小心，否则很容易受到资料失密、出卖国家机密等的指控。二次大战后的奥本海默和1999年美国能源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物理学家李文和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美国早期的一项调查表明，科学家群体中，只有11%的科学家喜欢政府职业，31%的科学家喜欢工业职业，48%的科学家喜欢大学，剩下的1%喜欢咨询工作或者其他活动[3]。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学中的纯科学观念成为主流观念。许多学术科学家认为学术研究服务于工商业会有害于基础研究，而很多企业管理者也认为大学研究不符合产业需要和国家利益，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冷战结束后，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科学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产业界和大学不仅发现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也发现了相互合作的机遇。在学术科学家看来，学术研究的投入需要不断地加大，单一的经费来源不足以维持基础研究的深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贡献知识的学术研究也在贡献着具有商业价值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科学家们可望从产业界得到以研究为基础的商业投资。在产业界看来，国内外的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从“大鱼吃小鱼”变成了“快鱼吃慢鱼”，因此企业开始设法控制和投资大学基础研究，以便能够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学术界的成果开发以抢占市场先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84年开始筹建一种大学与产业合作研究组织—工程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使大学学术研究的资源充分应用到工业产品的创新上，帮助产业界特别是研发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一些带有共性的关键技术，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 受美国创立工程研究中心的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也相应地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机构，如英国实施了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计划，强调与工业界共同发展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中国政府也先后由原中国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技委员会建立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与“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其目的也是使大学或研究机构针对产业领域的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问题，为产业界提供工程化、配套化和成熟化的研究成果。 对政府过分鼓励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学术科学家总会有一些担心。例如，国家加大资助工程研究中心会影响到对传统研究的投入，会减少对个人项目的资助，因而不利于学术研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研究的发展，从而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 1）人数和人员构成。卡文迪什实验室1948年研究人员160人，研究生123人，教授3人，高级讲师4人，讲师10人，因此构成人员包括教师性质的研究人员、学生性质的研究人员和普通研究人员。贝尔实验室1950年为5700人，其中约30%的专业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和基础发展研究（有80名物理学家），60%的专业人员为电气、机械、冶金和其他技术人员。 2）研究领域和成就。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皮鲁兹(M.F.Perutz,1914-)和肯德鲁(J.C.Kendrew,1917-)分别对血红和肌红蛋白晶体结构进行了研究，两人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大概只有一半的功劳可以记在这个时期）；克里克(F.H.C.Crick,1916-)和沃森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两人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赖尔(M.Ryle,1918-1984)和休伊什(A.Hewish,1924-)对无线电物理和射电天文学开始进行研究，两人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卡文迪什实验室进行的都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在贝尔实验室，菲斯克（James Brown Fisk）、哈格斯特拉姆(H.D.Hagstrum)等人研究磁控管，皮尔斯(J.R.Pierce)和舍弗尔德(W.G.Shepherd)发明了反射速调管，皮尔斯和康普夫纳（Rudolf Kompfner）对行波管进行了改进，皮尔森(G.L.Pearson)及其同事发明了热敏电阻，泡脱(R.K.Potter)等发明了声谱仪，在雷达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布拉顿、巴丁、肖克莱发明晶体管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香农(C.E.Shannon,1916-2001)提出了信息论，发展了微波技术，发明了台式电话机。贝尔实验室进行的都是专利产品的发明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发明也具有实用价值。 3）科学家流出。卡文迪什实验室培养出的几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继续在不同的大学里工作，没有一个流向产业科研组织。而贝尔实验室获得诺贝尔奖的3位科学家后来都去了大学当教授：布拉顿1962年开始任惠特曼大学访问教授，1967年任该校的物理教授；巴丁1951年去了伊利诺伊大学担任物理和电器工程两个系的教授，肖克莱1956年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失败后，1963年到了斯坦福大学任电器工程教授。 4）领导人对实验室的看法。布拉格认为，实验室应该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巴克莱认为，企业研发机构必须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无论对于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来说都是按实用的目的定位，贝尔实验室是以科学适于实用目的位职业的人员的最大组织。 注： 1、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利用科学计量方法对科技刊物和论文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目前SCI收录全世界150多个学科领域的近3500种核心学术刊物，它的扩展部分还收录了5600多种刊物。刊物的质量由影响因子指标决定，影响因子是某刊物两年中论文被引用数与可以被引用的论文数之比，影响因子越高表明刊物质量越高； ISI还对某领域的刊物检索5年中每年300篇引用最多的论文，按个人、单位和国家进行统计，然后再按总引用数和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排序，列出高影响力论文。作为个人，他的论文能进入高影响力论文的排序行列，表明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新颖性，并且影响面较大。因此，SCI容易被管理者列为评价科学家成绩的首选指标。 2、转引自戈德史密斯、马凯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p109。 3、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 4、比较的基本资料来源于阎康年所著《卡文迪什实验室—现代科学革命的圣地》和《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来源》两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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