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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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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政治与社会活动家型科学家 我不同意您（冯·劳厄）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做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部负责人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学处于萌芽时期时，科学是不自觉和经验的东西，没有上升为社会现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人们开始强调用科学改造自然和造福人类。到19世纪，科学走向职业化和专门化，科学技术开始规模地应用到人类生活和生产之中，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推动着产业革命，科学开始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促进着社会变革。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更加与社会密不可分：科学研究与产业经济广泛结合；科学技术成果大量用于军事目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国家增加了对科技的投入，科研组织健全，有国家科研机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国际科技合作成为国家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跨国研究机构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此时科学处于社会的全面监督之下，科学研究已远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事，而是越来越多取决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前者是指，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艺术、宗教、伦理等要受到科学的影响。科学既可以通过技术作用于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既可造福于人类社会即科技产生正面效应，也可有害于人类社会即科技产生负面效应。后者是指，科学的发展受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制约：物质生产，社会政治活动，社会制度，军事斗争等等，科学在多种社会因素作用下向前发展；社会因素对科学的推动可能是促进的，也可能是阻碍的。 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所谓科学技术带来的危害，更确切地说，是科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负效应。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的真相和原理。但就某一阶段的科学而言，它只能揭示事物的部分真相和原理，科学需要不断发展。所以科学又总是存在着局限性。技术的负效应主要体现为技术本身的负效应和技术应用失误产生的技术报复效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制造的工业系统、技术系统等等，越来越复杂。复杂系统中一个个微小的问题，能以设计者预料不到的形式，结合到一起，造成出乎意料的失误，即产生技术报复效应。技术本身具有的负效应，需要法律、伦理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在科技与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为科技的后果承担其社会责任来。问题的关键是科学家（包括纯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如何来承担责任。 在相对责任型科学家眼里，科学家对于他们的发明和发现的后果具有某种一般种类的社会责任，从而这种社会责任出发，科学家时常考虑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们普遍所持的社会伦理学观点基本上没有两样。通常的情况是，他们一边为科学的后果感到担忧，又一边继续从事自己的科学事业。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预测的。科学发现也基础，要预言它的好坏后果就越困难。而且，知识总是累积的，每一个科学家都只能为其做出一点点贡献，只有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努力才能完成一个重要的发现或者发明，最后把它用于实际用途。但是，科学的社会后国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科学特别是技术已经在社会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科学技术通过与社会的其他部分的互动而发挥作用。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必然是相对责任型。 在价值中立型科学家眼里，科学技术没有价值偏好，属价值中性，因此科技本身与伦理无关，科技发展本质上与道德进步是统一的。之所以出现伦理问题，是因为人们不恰当地使用了科技成果。科学家无法左右使用者的意志，也无法预测和确定科学的最终目的，科学家的责任只是不断地给知识大厦添砖添瓦。这些科学家对社会要求科学家承担大多的和突如其来的社会责任感到不满，也对其他一些科学家自己主动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感到不满。这类科学家往往也对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也漠不关心，属于纯粹的古典型科学家。 在绝对责任型科学家眼里，科学与社会伦理密切相关。科学家应该明确地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负一切的责任，并通过各种方法阻止某些令人憎恶的后果发生。这类科学家往往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常在到达科学生涯的顶点之后，把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活动中。有的科学家甚至宣称科学家应该拒绝参加一切导致不良后果的研究。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和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有好几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1922年获得者南森(F.Nansen,1861-1930)是挪威的海洋学家和探险家，曾横跨格陵兰岛、完成北极探险，收集了格陵兰冰川和北冰洋的水文、气温和海洋生物等许多宝贵资料，后来致力于拯救难民。1949年获得者奥尔(John-Boyd Orr,1880-1971)是英国著名的营养学家，领导和创办了苏格兰的皇家动物研究所，后来转向人类营养研究。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他出任总干事。1962年获得者鲍林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发展了著名的共振论，在DNA结构研究中做出了贡献，后来从事反对发展核武器等杀伤性武器的活动。1970年获得者博劳克(N.Borlaug,1914-)是美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致力于植物病理学的研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1975年获得者萨哈罗夫(A.D.Sakharov,1921-1989)，是苏联的“氢弹之父”，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95年获得者罗特布拉特（J.Rotblat,1908-）是英国的物理学家。 科学家对政治的兴趣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有的时候是主动的。霍金在著名的《时间简史》一书中没有介绍爱因斯坦科学成就，而是介绍了爱因斯坦与政治的关联。霍金认为，爱因斯坦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踌躇于政治和方程之间。”爱因斯坦原先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但是自他提出相对论后，就不得不与反对相对论的政治力量作斗争。
富兰克林最卓越的贡献是为电学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电学是近代科学中较为年轻的一门科学，富兰克林的成就开创了电学史的新纪元。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大气电理论。 富兰克林他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证明了闪电是一种电力性质，闪电和电火花具有同样的特性，都是瞬时的，都是相似的光和声，都能燃烧物体、熔解金属、流过导体、具有集中于物体尖端的特点。他还证明了闪电和电火花都能破坏磁性和杀死生物等。富兰克林用著名的风筝实验，证实了他的观点：闪电就是一种放电现象。1752年7月在费城一次雷雨天气中，他把风筝放入空中，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天电”引入了莱顿瓶，成功地证实了闪电的特性。1753年他在充分研究了“天电”特性并进行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发现了尖端放电现象，从而发明了避雷针。 富兰克林提出了“电的单流体说”并引入了正电和负电概念，使人们更进一步了解了电的本质，并使电成为可以定量的物理量了。他认为每个物体都具有一定量的电，磨擦不能创造出电，只能使电从一个物体转到另一物体，它们的总电量保持不变，得到电的物体带正电，失去电的物体带负电。他的理论为电荷守恒定律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富兰克林对政治的兴趣是与他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富兰克林青年时期处于贫苦的生活奔波之中。1723年10月他离开波士顿的家乡到纽约谋生，后又到了费城。二年后他又到了伦敦，仍然从事印刷工作。1726年10月富兰克林又回到费城，开始自己开设印刷厂。1727年秋他组织了青年自学团体“共读社”。此后富兰克林的印刷厂有了很大发展。1731年富兰克林倡导创办了北美第一个图书馆。1734年他在费城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科学团体“增进有用知识哲学协会”。1751年资助创办了宾西法尼亚大学。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1776年他参加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美国独立后，他出使法国。从1776年到1785年在法国九年中，为美国革命争取到了重要的国际援助，1778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缔结了法美联盟。1787年他当选为制宪会议代表，担任宾夕法尼亚州最高行政会议议长，参加了制定美国第一部宪法。 科学家在变成政治家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厚的科学研究情结。富兰克林一生中都没有放弃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即使在繁忙的政治、外交活动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他的科学研究范围广阔，在众多学科中都有重要的贡献。他在天文、地质、地磁、气象、化工、机械等多方面都有发现和发明。他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医院的创办者，对医学造诣很深。他的光学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曾发明过双焦距透镜，还发现了颜色不同对太阳光吸收和反射能力不同的现象。
1925年，鲍林以出色的成绩获得化学哲学博士。他系统地研究了化学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三者的联系，同时还从方法论上探讨了决定论和随机性的关系。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物质结构，他认为，人们对物质结构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人们对化学运动、的全面认识。 鲍林获博士学位以后，于1926年2月去欧洲，在索未菲实验室里工作一年。然后又到玻尔实验室工作了半年，还到过薛定谔和德拜实验室。1927年，鲍林结束了两年的欧洲游学回到了美国，在帕莎迪那担任了理论化学的助理教授，除讲授量子力学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外，还讲授晶体化学，开设有关化学键本质的学术讲座。1930年，鲍林再一次去欧洲，到布拉格实验室学习有关射线的技术，后来又到慕尼黑学习电子衍射方面的技术，回国后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教授。 鲍林在1928～1931年，为了解释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说明碳原子四个键的等价性，提出了杂化轨道的理论。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中，鲍林还提出过有名的“共振论”。鲍林在研究量子化学和其他化学理论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例如，共价半径、金属半径等。1932年，鲍林预言，惰性气体可以与其他元素化合生成化合物。惰性气体原子最外层都被8个电子所填满，形成稳定的电子层按传统理论不能再与其他原子化合。但鲍林的量子化学观点认为，较重的惰性气体原子，可能会与那些特别易接受电子的元素形成化合物，这一预言，在1962年被证实。 鲍林还把化学研究推向生物学，他实际上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生物大分子，特别是蛋自质的分子结构。本世纪4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氨基酸和多肽链，发现多肽链分子内可能形成两种螺旋体，一种是α-螺旋体，一种是g -螺旋体。作为蛋白质二级结构的一种重要形式，α-螺旋体，已在晶体衍射图上得到证实，这一发现为蛋白质空间构造打下了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成果，是鲍林1954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项目。 科学家对政治的兴趣出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鲍林坚决反对把科技成果用于战争，特别反对核战争。他指出：“科学与和平是有联系的，世界已被科学的发明大大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一个世纪。现在，我们增进了知识，提供了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可能性，提供了显著减少疾病造成的痛苦的可能性，提供了为人类利益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可能性。”他认为，核战争可能毁灭地球和人类，他号召科学家们致力于和平运动，鲍林倾注 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防止战争、保卫和平的问题。他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遭到美国保守势力的打击，50年代初，美国奉行麦卡锡主义，曾对他进行过严格的审查，怀疑他是美共分子，限制他出国讲学，干涉他的人身自由。1954年，鲍林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以后，美国政府才被迫取消了对他的出国禁令。 1955，鲍林和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罗素、约里奥·居里、玻恩等，签署了一个宣言：呼吁科学家应共同反对发展毁灭性武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1957年5月，鲍林起草了《科学家反对核实验宣言》，该宣言在两周内就有2000多名美国科学家签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49个国家的11000余名科学家签名。1958年，鲍林把反核实验宣言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联合国请愿。同年，他写了《不要再有战争》一书，书中以丰富的资料，说明了核武器对人类的重大威胁。 1959年，鲍林和罗素等人在美国创办了《一人少数》月刊，反对战争，宣传和平。同年8月，他参加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由于鲍林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他在1962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了领奖演说，在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世界问题不能用故争和暴力来解决，而是按着对所有人都公平，对一切国家都平等的方式，根据世界法律来解决。”最后他号召：“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对全人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公正合理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和人类智慧相称的世界文化。” 一些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科研组织往往也讨厌自己的科学家过多地从事政治活动。1958年，正在鲍林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事务中、其政治活动到达高峰之际，他在加州工学院处境却变得差起来。迫于校长和董事会的压力，鲍林辞去了他干了22年的加州工学院化学与化学工程系系主任的职务，但校方给了他终身教授的名誉作为补偿。鲍林虽然享受终身荣誉待遇，但校方规定他不但不能随其他教师一道涨工资，而且还削减了他的工资。另外，鲍林还被迫让出实验室。
如果说，在制造原子弹过程中，特勒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在设计制造氢弹时他已经是一个集科学与政治于一身的人物了。在科学领域之外，特勒被称为是“氢弹之父”。这主要不是因为他在氢弹理论方面的贡献（在这方面贡献更多的可能要算他的同事乌拉姆），而是在倡导和组织研制氢弹的贡献，在面对怀疑甚至敌对时表现出的坚定对氢弹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多数科学家厌倦了紧张而不自由的生活，同时对原子弹对人类产生的巨大危害普遍有一种最恶感，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核武器的制造，纷纷回到大学校园从事纯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当时军界和政治界那些不懂的科学的人过于乐观，认为美国的核技术水平可以维持20年，因此他们也没有紧迫感。虽然也象其他科学家一样，特勒1946年接受了在芝加哥大学和研究所的职位，但不久又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顾问。 特勒从事氢弹研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纯科学的目的，研究氢弹对知识的追求和人类能力的扩展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已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反对而放弃研究。一是担心苏联会在军事技术超过美国。特勒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来自于几个方面的经历。11岁时他就对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没有好感，但那时还说不上反对。离开匈牙利到德国求学时，他常和两个亲密的朋友交谈政治。一个是卡尔·弗里德利克·冯·魏泽克尔（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魏泽克尔的哥哥），最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者；另一个是苏联优秀的物理学家朗道，一个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政府是极端可笑的。不幸的是，后来朗道却被苏联共产党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入狱。此时，特勒真正开始憎恨和不信任苏联了。 因此，特勒成了少数呼吁美国继续进行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专有局面维持不了多久。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他首先战胜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原子弹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对制造氢弹的阻挠，取得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他几经周折，建立了第二实验室—利弗莫尔实验室，积聚了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学家，开始了氢弹的研制工作。1952年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苏联在美国氢弹爆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炸了一颗可运载的火箭，实际上在技术已经超过美国。在政治上，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正确判断导致他的符合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行动。 特勒的另一个受人非议的行为，是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政会上做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特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特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特勒在60年代把大部分时间化在了促使美国在核武器水平领先苏联的活动之中。他反对1963年核试验禁止条约。70年代特勒是核武器政策的资深的政府顾问。80年代他对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系统有很多影响。
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的工作造成的社会后果。他认识到，大气中的核试验因其放射性元素而污染环境，这些放射性元素能引起癌症，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1958年他第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取消当年的大气层核试验计划，遭到政府拒绝。1961年和1962年，他又两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未获成功。从此，他更加热心于社会活动，逐渐从一个仅仅是反对进一步搞核试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对苏联的制度和内外政策有一整套不同见解的持不同政见者。 1968年，他完成了《进步、共处与知识分子的自由》一书，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共处合作，并要求在苏联实行言论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改革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此书在欧美出版，广为发行，被称作是他的第一篇宣言。 1970年，他和其他两位学者给苏联政府领导以长信方式，进一步表达了对苏联内外政策的不同主张，即被称作第二篇宣言。1970年年末，他和其他两人宣布成立“人权委员会”。1971年，他又两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非军事化，重申了他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1973年，他开始受到苏联当局的公开批判和谴责，并被取消了他的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和国家发给他的一切嘉奖。 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苏联出军阿富汗，他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萨哈罗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罗特布拉特参加曼哈顿工程的想法是只有美国的原子弹才能阻止希特勒使用原子弹。但是到了1944年底，当他得知德国已经发起了原子弹研制时，也立即辞职回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原子弹爆炸前就辞职的科学家。 罗特布拉特思想最大的转变来自于美国成功地把原子弹投放到了广岛，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首先，对科学滥用的憎恨导致了他的科学研究方向的急剧改变。他希望自己的科研能够直接有益于人类。在后来的科学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转向了物理学的医疗应用。其次，罗特布拉特意识到了一种恐惧，那就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将引起核武器的军事竞赛并由此产生对人类的可怕的威胁，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警醒公众特别是科学共同体新的危险。 1946年罗特布拉特和其他科学家共同成立了原子能科学家协会，1947年组织了“原子火车”，是世界上第一个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反对军事应用的大型展览。罗特布拉特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11个签名人之一。这个宣言呼吁科学家对原子能的正当应用采取行动。1957年，在罗特布拉特的组织下，第一次普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召开，罗特布拉特担任秘书长。在冷战时期，普格沃什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军备竞赛，防止世界核战争的爆发。在罗特布拉特40多年不知疲倦地领导下，普格沃什领导了世界上的反对核武器运动，成为最重要的禁止核试验和倡导核裁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罗特布拉特的活动不仅仅局限在普格沃什，他时刻唤醒民众和科学共同体人类面临着核战争的危险。他是众多和平运动的组织者（如1958年英国核裁军运动），也曾担任很多和平组织的成员（如担任1986年联合国和平年的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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