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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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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博士学位后的头两年我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的。在那里，除了别的事情之外，我主要研究宇宙中其他地方是否有生命的问题及飞向火星等地的宇宙飞船的消毒问题——我们希望不要让地球上的细菌污染火星的环境。 一个明朗的春天的日子，我接到了一位空军上将打来的电话。这位上将是我在几个科学会议上结识的。他一直主要从事航空医学研究，我在这里准备把他称做巴特·多普尔甘格( Bart Doppelganger )。多普尔甘格将军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人在洛杉矶，和三位苏联科学家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在苏联负责制造供探索天外生命用的仪器。他的名字叫做阿历克山大·阿历克山特洛维奇·伊姆什纳茨基( Alexander A1exandrovitch Imshenetsky )。（对他没有必要改名换姓，和本文中提到的别的某些人不同，他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伊姆什纳茨基是第一次访问美国。是的，我当然有兴趣见见他。什么时候见面呢？回答是“马上”。于是我驱车直达旧金山机场，飞到洛杉矶，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到达了我们的多普尔甘格将军告诉我的地方。 那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业务上很有名的脑生理学家的住宅，我到达时，会客室里有：生理学家本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外几位航空医学专家，多普尔甘格将军，三位苏联科学家（二位航空医学专家和伊姆什纳茨基院土），和一位翻译。我将把翻译叫做伊戈尔·洛格文( Igor Rogovin )，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名雇员，任务是在这三位俄国人访美期间担任翻译。唯一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三位俄国人的英语都非常之好，干吗还需要一名翻译呢？ 每个人都非常愉快，互相开着玩笑，酒斟了一巡又一巡，而伊尔戈·洛格文就在人群中周旋着，每一次谈话他从没有离开过几分钟以上。他忙忙碌碌，就象一只发狂的蜜蜂不停地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 过了一会儿，我们全体按计划驱车去洛杉矶国际机场，随后这些俄国人要在那里赶上一架飞机。在他们起飞之前，我们全体要在一起用膳。我们所有这些人在一辆汽车里坐不下，而洛格文不可能同时乘两辆汽车。我、伊姆什纳茨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了一辆车，洛格文和其余人乘坐第二辆。在车上的这二、三十分钟时间里，我和伊姆什纳茨基就探测生命的方法和宇宙飞行器的消毒技术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谈。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位苏联科学家进行这样的接触。 我们到了机场。行李检查过之后，三位苏联人上盥洗室去了。在外边等候的刚候，我发现我和伊戈尔·洛格文单独在一起。他立即用一种过了时的詹姆斯·卡格尼( James Cagney )和汉弗莱·博格特( Humphrey Bogart )①式的腔调，从嘴角吐出声音对我说：“嗨，小伙子，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由于我不懂世故，而且对刚才与伊姆什纳茨基所作的交谈深感满意，就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所获悉的情况。 “好极了，小伙子。你是为谁工作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爽快地答道。 “不，不，小伙子，不是指公开的职业。” 我逐渐明白了伊戈尔·洛格文的职业（如果不是身份的话）。我越来越生气地对他说：和苏联科学家交谈也可能就是探讨学问，而不一定要给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带来好处。洛格文还来不及回答，我们的友好的苏联客人重新露面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吃饭。 虽然吃饭时我又坐在伊姆什纳茨基旁边，但我发觉我再也不能够和他谈论任何与科学沾边的问题了。据我回忆，我们当时的主要话题是美国电影和苏联诗人。喝了不少酒以后，阿历克山大·阿历克山特洛维奇·伊姆什纳茨基发表议论，说莎士比亚是在俄国最有影响的诗人，而美国的西部电影太野蛮。谈论这两个问题，几个钟点过起来是很快的。这些俄国人乘飞机回国之后，我回到了伯克利。 第二天早晨，我翻开旧金山市的电话簿，在“美国政府”一栏，找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号码。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就听到一个悦耳的声音说了一些什么，似乎是“Yukon 42143"。 我说：“喂，是中央情报局吗？” “您有什么事，先生？” “我要向你们告发一件事。” “先生，请等一等，我给您转到控告接待处。”当时正是猪湾事件( Bay of Pigs )后不久，我猜他们那儿常常接到大量控告。 电话于是接到了控告接待处，我马上就开始扼要介绍我碰见洛格文先生的经过，但很快就被制止了，因为他们说这类问题不宜在电话中谈。我猜想他那里的电话是有人窃听的。于是我们约好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在我的办公室见面。 果然，在约定的时间，两个穿着普通西服的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来了。他们带有塑料证件，上面有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 John McCone )的签名。我故意慢腾腾地反复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以表示我通常对此类事的厌烦。随后，我就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他们的脸上显出了非常关切的神色。我讲完后，他们对我说，洛格文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象一个“局里的”雇员。他们对这样一桩事很为关心，尤其是因为猪湾事件后他们一直处于“舆论不佳”的情况之下。他们表示，如果我不再进一步传播这件事而使他们局为难的话，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把这什事追查清楚。我答应保密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就告辞了。 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萨根博士，我是史密斯，上星期到您办公室去过的。您还记得我们谈起过的事吗？”我猜想他的电话还是有人窃听的。 “我们已经断定，那位可疑的当事人——您知道我指的是谁吗？——并不用那个名字为我们这个机构工作。当然，我们正在继续调查其他名字，筹我们一有消息，就会告诉您的。” 仔细查阅一遍中央情报局的人事花名册就化了他们一个星期。这个花名册要末就是厚得要命，要末就是极为机密。 几天之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用同样隐晦的语言（声音中带着极大的关切）告诉我说，伊戈尔·洛格文并未以任何名字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非常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为谁工作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约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再次见面。还是那两位先生来了，还是带了那两张由麦康签署的塑料证件。他们告诉我，经过一番详尽的调查之后，他们已经发现，伊戈尔·洛格文名义上在国会图书馆工作，实际上却是空军情报处的一名雇员。他们再一次向我保证说，中央情报局的人没有一个会这样行为粗野的。然后他们就告辞了。最明显不过的是，中央情报局化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弄清楚了他们的同行美国情报机构中的一名雇员。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尾声。过了一、二年，国际航天组织太空研究委员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Florence )开会。作为这类会议的一项很好的会外活动，有—天晚上乌菲齐( Uffizi )美术馆专为参加太空研究委员会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成员开放。事有凑巧，当我们步入那巨大而看来空旷但却挂满了博蒂塞利( Bobticelli )作品的画廊时，我刚巧跟阿历克山大·阿历克山特洛维奇·伊姆什纳茨基走在一起。而就在那儿，在画廊的另一端，一个人影隐约可见。我感觉到伊姆什纳茨基楞住了，我凝神细看，认出是伊戈尔·洛格文，他的脸经过化装，下巴上长着胡子，显然是改名换姓来的。伊姆什纳茨基向我侧身耳语：“这不是在洛杉矶和我们在一起呆过的那家伙吗？”我点头表示同意，伊姆什纳茨基咕哝了一句：“一个大笨蛋。” 回想起来，洛格文是空军情报处的人毫不奇怪，因为我就是应多普尔甘格将军邀请而去洛杉矶的。而苏联对宇宙中生命的探索以致对宇宙飞船消毒的研究竟会使空军情报处发生兴趣，或许倒是更能令人惊奇的。美国情报机构竟然企图利用比较单纯的年轻科学家（那时我只有 27 岁，在政治上比较单纯）来达到这种目的真是令人吃惊。至少这件事使我震惊。 这类事还有许多，有牵涉到美国情报机构的，也有牵涉到苏联情报机构的。这类事件造成的总的后果是损害了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正当的科学交流的信用。而这样的交流在核破坏威胁千钧一发的时代尤其必要。在这样的时代里当权的政治家对科学家的话至少能听进一句半句。尽管苏联方面从事这类情报活动也完全是一贯的，从未停止过，但据我看来，这一事实也不足以削弱我的这一论点。“情报活动”侵入这类国际科学交流，不管怎么说，恰恰是不明智的②。 ① 詹姆斯·卡格尼( James Cagney )和汉弗莱·博格特( Humphrey Bogart )是美国30～40年代打斗片中的电影明星。——译注 ② 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双关语．因为在英语中“情报”(iatelligence)和“明智”刚巧是同—个词。——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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