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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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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哲学社会科学家型科学家 科学思维以两种表面上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哲学和作为专家研究。哲学家力图尽可能完备、尽可能综合地使自己定位于与事实总和的关系，这必然使他卷入在从特殊的科学借用的材料上建筑。专门科学家起初只关心就事实的较小领域发现他的道路。然而，由于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暂时的理智目的任意地和强有力地定义的，这些边界线随科学思想的进展而不断地漂移。科学家最后也终于看到，为了他自己的领域定向的缘故，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专门探究的结果。……于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 ——马赫《认识与谬误》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对应而构成当代人类三大类型科学。由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研究的是自然之外的人的现象，所以人文科学往往也被归入社会科学范畴。在这三大学科群中，分别汇集了人类在自然物质世界、社会结构组织和人之精神世界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领域进行科学探索和认识活动的总体成就。 在科学方法论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时是通用的，也各自有一些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一般来说，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主要使用事实、原因、规律、必然性等概念，运用实验观察、推理分析和逻辑归纳的方法来构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科学体系，形成抽象的逻辑体系和概念网络，再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原理去解释分析具体的自然现象，以力求从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把握事物本质或普遍性规律。社会科学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关系等等虽然都是人的主体活动的产物，具有人的属性，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可以把社会视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的客体来进行研究认识，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来对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总结归纳出社会运行发展的一般模式或规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观念领域，在人文科学那里，研究对象与研究者自身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个体性、多变性和丰富性。人文科学也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统计的、实证的、逻辑推导的方法，但人文科学也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比如解释学方法、接受学方法、发生学方法、精神分析学方法、哲学反思与顿悟直觉的方法等。 因为追求事物的本质和联系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使命，因此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往往遵从相应的行为规范：独立的思考精神、理论必须经过检验、对科学真理的捍卫、对学术道德的坚守，等等。 虽然哲学也被归入社会科学之中，但它有着特殊性。科学与哲学都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每一门自然科学都有自己的专门对象，研究自然界某一领域特有的运动形式和特殊的规律；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揭示事物的共性，研究世界的最一般的规律。哲学不研究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合作总结。 历史上科学与哲学是不分家的。在中世纪之前，人们往往并不区分自然科学与哲学，自然知识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各种知识包含在哲学之中。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到18世纪后，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逐渐分化，一些基础科学如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相继独立，取得真正的科学形式。从此，科学成为以专门考察自然活动为主要任务的科学活动，哲学则从事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研究。哲学和科学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的理论问题和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需要，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哲学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的材料和科学证据。自然科学知识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事实依据。哲学促进科学发展。哲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唤起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为自然科学扫清前进障碍。哲学给科学家以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提供普遍的规范、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可以帮助科学家形成正确的科学思想，建立合理的科学体系。 当已经成名的自然科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转向社会和人文科学后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就时，我们就称他为社学科学家型科学家。特别地，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之余，也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那些既在自己的专业科学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又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的科学家可以被称为哲学家型科学家，简称哲人型科学家。 近现代科学史的有很多科学家都可以列在哲人科学家的名单之中：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玻尔兹曼、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P.Duhem)、皮尔逊(K.Pearson，1857-1936)、布里奇曼、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普利高津（I.Progogine,1917-）等等。有意思的是，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来自于物理学家、数学家，而属于例外的普利高津、波兰尼等是化学家，不过领域也与物理学密切相关，都研究的是物理化学。 一般来说，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是不定型的，摇摆不定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者看来，他必定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向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第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出逻辑便是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1] 哲人科学家区别于纯粹的科学家，因为大多数科学家沉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而对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没有建树。哲人科学家也区别于纯粹的哲学家，甚至还区别于科学哲学家，因为哲人科学家首先是自然科学家，科学研究是他的主业，科学家是他一生的主要角色；其次才是哲学家，哲学是他的副业，哲学家只是他一生的配角。李醒民给出了哲人科学家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主要特征[2]。 ①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一生喜欢沉思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哲学家的影响，如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于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学、休谟和马赫的经验论和他们的独立批判精神。②哲人科学家不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往往表现为多样性和变动性，除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是其基本信念外，他们也可能表现为唯心论者。③哲人科学家主要对面临的现实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提出问题和背着沉重的哲学偏见寻求答案。哲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来自于科学实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④哲人科学家不自诩为哲学家，不企图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却迸发出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如爱因斯坦一生中没有发表过系统地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专门性哲学论文，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评论和书心中，看起来庞杂混乱，甚至自相矛盾。⑤哲人科学家大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仅漫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而且具有自觉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和实践。
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是要素一元论和感觉经验论。他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消除心物二元论——自我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属性与实体——的人为的绝对对立，把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统一起来。马赫给予感觉在认识论中以很高的地位，把感觉置于科学认识的起点（唯一源泉）和终点（最后检验），而且把科学认识的对象也限于感觉世界——马赫所谓的感觉仿佛是“经验原子”。因此，马赫的经验论可以称之为感觉论的经验论或感觉经验论，它带有实证论、现象论、操作论、工具论、描述论、呈现论和实用主义的色彩。 思维经济原理是马赫哲学的重要原则，内涵非常丰富。经济原理大体包含以下诸多涵义：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理智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关于知识（认识）的生物经济学。 在科学方法论和探究心理学方面，马赫提出了实在原理、连续性原理、充足分化原理、恒久性原理、概念嬗变原理等方法论原则，讨论了类比（类似）、假设、思想实验、直觉、幻想、审美等科学发现方法，还就探索动机、感觉、记忆、联想、观念、概念、抽象、意识、意志和意图、思想、语言、问题、洞察、判断预设等科学探索的心理元素或智力元素探幽入微，留下了一个个的智慧小岛。 马赫还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思想家，他坚信科学技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他对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充满信心，他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他拥护和平反对战争。马赫终生坚持不懈地反对强权和暴力，拥护公理与和平，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 马赫是批判学派的首领（这个思想学派的成员还有彭加勒、迪昂、奥斯瓦特德、皮尔逊）。批判学派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19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对本世纪初维也纳小组的形成和二十年代兴盛的逻辑经验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赫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马赫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启蒙者和先师，是维也纳学派的始祖和逻辑经验论的教父。 布里奇曼的操作思想在科学与科学哲学上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他把概念的分析引向操作分析，强调科学概念与实验室使得紧密联系，这有助于纯化科学语言，保持科学语言的精确性和严密性，也是符合当代科学思想走向求实、严密、精确及其清晰化的总趋势的。其次，他把科学认识的基点移到实际操作及其结果的分析上，揭示了概念的内容和意义对操作实践的依赖性，从一个新角度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概念本质的认识。第三，他主张对实验操作进行分析，强调概念的严格操作意义，对某些概念混淆、有待于形成严格定义的术语的学科的发展期到了某种推动作用，例如受其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在摆脱对私人心理的神秘揣摩变为公开的客观研究的学科的过程中，就曾得益于他的思想。 布里奇曼的操作思想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主要在于他的狭隘的经验论。例如，他赞成狭义相对论，因为它有实验上的依据；而他反对广义相对论，认为它的基本假说具有完全的人为的特征。 玻尔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通过举例的形式提出了互补原理。波动与粒子描述是两个理想的经典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有限的适用范围。在特定物理现象的实验探讨中，辐射于物质都可以表现出波动性或者粒子性。但在这两种理想的描述中，任何单独一个都不能对所涉及的现象给出完整的说明。海森伯的测不准关系给出了调和关于波动性和粒子性某种矛盾的简单的数学关系，而玻尔则在更广泛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了解决彼此不相容但又互为完整描述的一些现象的互补原理。 “互补一词的意义是：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缺少的。” 戈革对玻尔的互补性给出了一种条文式的普遍表述3。设用AB代表两个概念、图像、现象、单词的含义、人类文化等等。说A和B是互补的就是意味着A和B满足下列条件：①A和B具有某些互相反对的性质和行为（例如分别满足铁甲原理和守恒原理，分别表示具有连续的和分离的性质，分别具有点状性和广延性，等等）；②A和B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唯一的、统一的、无矛盾的图像或体系；③但是，为了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完备描述，A和B却是同样地不可缺少的；我们只能按照当时的或所选的条件来分别地应用A或者应用B，不能一劳永逸地抛掉A或者抛掉B。条件①和②反映了A和B之间的关系的互相排斥的一面；条件③放映了A和B之间的关系的互相补充的一面。关系是唯一的，只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已。 后来，玻尔把互补原理推广到其他科学，甚至人类文化、艺术和社会关系中，这就使玻尔的互补原理具有了普遍的哲学意义。例如，生命机体的不可分割性和有意识的个人以及人类文化的特征，都蕴涵着一种典型的互补描述方式。心理学中的“思想”和“感觉”，生物行为的“本能”和“理性”，人类社会中的公正与仁慈，艺术特点中的严肃性与幽默感等。
普利高津认为，只有在非平衡系统中，在与外界有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的情况下，系统内各要素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干效应时才可能产生自组织现象，并且把这种条件下生成的自组织有序态称之为耗散结构。 从热力学的观点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下，热力学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化的有序结构。所谓耗散，指系统与外界有能量的交换；而结构则说明并非混沌一片，而是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对有序。事实上，耗散结构理论就是研究系统怎样从混沌无序的初始状态向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进行演化的过程和规律，并且试图描述系统在变化的临界点附近的相变条件和行为。 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化的自组织结构。在一个非平衡系统内有许多变化着的因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决定着系统的可能状态和可能的演变方向。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维持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都不可能产生耗散结构；二是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在平衡区或近平衡区都不可能从一种有序走向另一更为高级的有序；三是系统中必须有某些非线性动力学过程，如正负反馈机制等，正是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使得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产生协同动作和相干效应，从而使得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也就是说，系统的发展过程完全可以经过突变，通过能量的耗散与系统内非线性动力学机制来形成和维持与平衡结构完全不同的时空有序结构。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的精髓之所在。一个对象要想在实践中获得存在与发展，必须不断地从外界引入负熵，以抵消对象体内正熵的增加，从而确保对象不断地走向更高层次的稳定有序结构。 普利高津在他的《确定性的终结》中，通过考察西方的时间观，向我们显示，只要遵循现实世界的概率过程，我们就将远离僵化的决定论力学。他指出，量子力学可以推广到用来证明时间的天然不可逆性；时间先于大爆炸。普利高津解构了确定性世界观，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生命和物质在这个世界里沿时间方向不断演化，确定性本身是一个错觉。
尽管贝尔纳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有机物蛋白结构研究的道路，但他没有深入下去（他的同事皮鲁兹、他的学生霍奇金夫人都因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是逐渐转向了科学史和科学本身发展的科学学研究。由于他善于思考和想象，他在现在成为科学学的领域起了开创性的学科奠基作用，在这方面的名声甚至比物理学上要大得多。 贝尔纳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来研究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1935年，他出版了《恩格斯与科学》一书，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在科学上的伟大作用。1939年他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科学的社会作用，为科学学理论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54年他出版了《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贝尔纳还是一位有名的社会活动家，1959～1965年担任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主席，1963～1966年担任国际晶体学家协会主席，还担任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
波兰尼关心科学共同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对斯大林主义对科学家的迫害提出批评，反对苏联的经济体系和集权主义政权，1940年发表了《自由的耻辱》。他对英国政府组织科学促进战争的策略提出质疑，发表了自己的科学自由观，即科学应有科学家个人自由地发展，而不应受宗教或教条式的干预。波兰尼的这些观点体现在1945年出版的《科学、信仰与社会》一书上。 1949年后，波兰尼经常往来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由于关注国际政治斗争，波兰尼在英国的多种报刊发表过很多有一定影响的评论，曾被西方国家认为是重要的时事评论家。 1958年，波兰尼把自己的思想集成为一本鸿篇巨著《个人知识》。波兰尼第一个提出了“意会知识”的概念，认为知识具有个人性和意会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波兰你认为，知识的获得即认知是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种要求技能的行为。知识是一种求知寄托，是一种信念，信念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李约瑟先后8次到中国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提出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而且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很多？ 注： 1、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p480。 2、李醒民，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pp154-163,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996年第二次印刷）。 3、钱临照、许良英主编，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Ⅰ，p47，科学出版社，1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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