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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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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空想社会的探求——J. 龙伯 作 在估价银河系其他地方是否有可能存在技术发达的文明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了解得最少，那就是这类文明存在的时间有多久。如果文明到达技术阶段以后很快就自我毁灭，那么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里）如现在）宇宙中可供我们联系的文明就所剩无几了。相反地，如果有一小部分的文明社会学会既拥有巨大摧毁力的武器，又能避免自然界的和人为的浩劫，则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中，我们能与之对话的文明的数目就相当可观了。 这是我们研究这类文明的生存期的一个理由。当然，我们还打一个更为迫在眉睫的理由。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将能有长久的生命期。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可能没有什么时代象当代一样发生了那么大的、那么多的变化。二百年前，城市之间信息的传递不会快于马匹的速度，可是到了今天，信息通过电话、电报、无线电或电视以光速传递。二百年之间，通讯速度增加了三千万倍。我们相信，未来不可能再发生同样速度和规模的变化，因为我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以高于光速的速度传播。 二百年前，从利物浦到伦敦旅行的时间相当于今天从地球到月球的时间。同样的变化也产生在我们能得到的能源方面，我们贮存和处理的信息量方面，我们的粮食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方面，新材料的合成方面，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人口的剧增、医疗水准的提高和社会的剧烈动荡等等方面。 当代人的本能与感情和一百万年前游猎时代的祖先所具有的并无不同，可是我们的社会和一百万年前的社会却已迥然不同。在变化缓慢的时代，一代人的深谋远虑和技能在传授给下一代时是有用的，能验证并能适应的，因此下一代会乐意接受。可是，今天在一个人短短的生命期间，社会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父母的见识对年青人说来，不再是无可怀疑的真理。所谓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差距就是飞速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变化造成的后果。 即使在一个人的一生期间，社会变化太大，也使许多人适应不了。玛格丽特·米特( Margaret Mead )把今天的老一辈的人描写成是被迫从过去向现在过渡的移民。 经济上的旧设想，决定政治领导者的老方法，分配资源的老方法，政府向人民或人民向政府沟通的老方法，这一切可能一度有效、有用，至少有些适应性，但今天可能不再有一点存在的价值了。过去种族间、两性间和经济集团间的压迫和沙文主义，受到了公正的指责。全世界的社会原有结构正在瓦解。 同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却反对改革。这些人包括维护旧秩序从短期获取大量利益的人，即使从长远观点看来，他们的子孙将失去大量利益，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是一些中年人，难以改变年轻时形成的看法。 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高速的变化率不可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正象通讯率一样，总会有个极限。通讯速度不可能快于光速，人口增长也不能超过地球资源和经济分配手段所能维持的水平。不论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从现在算起的几百年内，地球不可能再经历这样大的社会压力和变化。我们将会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某种办法。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一种办法呢？ 从科学上说，对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只从理论上加以剖析。我们对影响我们社会的所有因素还不清楚，因此，我们还作不出正确的预言，究竟哪一种变化是可行的。复杂的相互影响太多了。生态学被称为搞颠覆的科学，因为每当我们认真努力去保持环境的某一种特征时，它就会得罪社会上和经济上许许多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每当我们想彻底纠正某一种错误现象时，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变革影响了整个社会。把社会的一小部分孤立起来单独改革而不使其它部分蒙受深刻影响，这是难以办到的。 如果在科学上光搞理论并不够，则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搞实验了。实验是检验理论的科学根据的标准。实验是最终上诉的高级法院。很明显现在需要的是实验性的社会。 进行实验的思想在生物学方面有着一个很好的先例。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某一种有机体一度明显地占优势，它们高度专门化，对环境的气候完全适应，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们也就消亡。自然界采用变种，就是补救这一缺陷的。绝大多数的变种有害于有机体，或能致有机体于死地。经过变异的品种比普通品种适应性要差一些。但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变种比起它们的上一代来会有些优点。变种定型化后，其变种机体的适应性就提高了一些。 在我看来，社会变种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科学幻想小说喜欢把变种描述得又丑恶又讨厌，可能这是出自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最好换一个字眼。但是社会变种作为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定型，如果成功，就会成为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点来看，变种似乎是很确切的字眼。所以，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这个字眼产生反感，也许会有些好处。 我们照理应该鼓励世界各国大规模推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试验。然而，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象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官方政策对重大的试验百般刁难；当然由于这种试验不为广大公众所欢迎，实际的后果是普遍反对重大的变革。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青年空想主义者，一向沉湎于吸毒文明，穿的是为传统观念所不容的奇装异服，事前对农业又一无所知，却想在美国西南部建立乌托邦式的农业社会，就算当地政府不加干扰也是难以成功的。全世界这种试验性的社团都受到保守的邻居的敌视和武力袭击，在某种情况下，那些愤慨万分的治安维持会会员①自己皈依传统制度还不到二、三十年。 如果试验性的社团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历来只有一小部分变种才会成功。但是社会变种有一点胜于生物变种，那就是这些人长进了知识。社会试验失败了，参加的人员就能够总结失败的原因，随后再次试验，力求上一次的失败原因不再重演。 这类试验不仅应该得到公众的认可，而且还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乌托邦试验的自愿参加者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甘冒极为不利的风险，我希望他们被视作是勇敢的青年模范。他们是开辟未来时代的先锋。总有一天会出现崭新的试验性社会，比我们今天多语种的、困难重重的、千疮百孔的社会强得多。到那时，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供我们选择。 我认为，今天活着的人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位能够聪敏地知道这样一个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每一种在潜力上都比今天我们少得可怜的几种更为优越。 还有一个有关的问题：有些非西方的、非技术的社会看到西方的力量和巨大的物质财富，正在迈开大步追赶我们。在竭力仿效的过程中，抛弃了许多固有的古代传统、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就我们所知，正在被抛弃的一些方案恰巧就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求的替代方案中的因素。在学习现代技术的同时，我们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保存我们社会中某些适应性强的因素，它们是经历了几千年痛苦的社会进化过程才积累起来的。当务之急是在推广技术成就的同时维护文化上的多样性。 麻烦来自技术本身，这也是我们不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我还是主张，过错在于选出来的或自封的社会领导人对技术的滥用，而不在于技术本身。如果我们照某些人主张的那样，抛弃现代农业技术，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社会，我们就会把千千万万人推向死亡的深渊。我们的星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技术时代，逃避是不行的，问题是技术要使用得当。 这样，在那些比我们星球更古老的星际社会里，技术也一定是一种主要的因素。我认为，那些在智慧和度量上比我们社会高出千百万倍的星际社会很可能在技术方面也还是比我们更发达。 我们当前正处于地球生命史上划时代的过渡阶段，对于地球一切生物的未来来说，当今的时代比任何时代更充满危机，同时也更充满希望。 ①美国治安维持会是反动野蛮的组织。——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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